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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我们二年级演出的是表演唱，有的学生长大后来信还提起歌词。你有一个男生上台，他小小的个儿，穿着绿色上衣，戴着红领巾，清脆的童音，想一个小大人一般的讲着历史故事。

    这些小不diǎn儿们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真是一群萌娃子啊！

    有一年春节，知识青年们生下来的很少了，各连排练节目的知识青年们都上阵了。

    同宿舍的小邱平时埋头干活，积极上进，她鼓励我上台唱样板戏，我嗓子不行，一推再推，小邱鼓励我，答应和我一块唱。

    我们决定唱样板戏《红灯记》里李奶奶的那段“革命的火焰一定要大放光芒”四句唱词，这四句唱词，拖腔长一些，我们的先合练一下。

    道哪儿去练呢？天黑了，我们来到宿舍后面，冲着黑黑的夜空，唱了一遍，小邱唱的字正腔圆，合练了一次，居然成功了。

    别看我们俩行李挨着住，零距离接触了好几年，到了这时，我这才知道小邱原来是票友一级的。

    又练了一遍，铁定没问题了，我们也练的够呛了。就赶紧跑了回来。就这样在大食堂的舞台上演出了。

    按现在的说法，就是“票友下海”了。那可是够稀奇的，很少有两个“李奶奶”同台清唱的。

    “好了，这个事情局说到这里吧。”肖朝阳拿过茶杯喝了一口茶，看着他们这些情同手足的战友笑着说道。

    “肖书记，能不能在给我们讲一个？”这时，吴题似乎还不够过瘾的说道。

    这可真好合了胡安娜的心意，她不动声色地飞快地转过头去看了自己的这位同事一眼。

    肖朝阳一听，就转过图区看了一下外面的天色，看到时间尚早，既然他们喜欢听，让他们多知道一些过去的事情，也是一件好事。

    这样想着，于是，肖朝阳就又喝了一口水，清了一下喉咙，笑着说道：“就再满足一下你们的要求。”

    说完话，肖朝阳回忆着就又开始往下讲了：

    那是三十六年前三月的一个夜晚，蒋玉兰和她的一匹年龄相仿的十**岁的少男少女们，登上了去苏北的客轮。

    他们的目的地是位于江苏某地的某一个农场。路程并不遥远，但他们下客轮，上汽车，下了汽车再转场部的拖拉机，足足用了二十多个小时，终于来到了连队。

    迎接他们的是一个荒芜的滩涂。在这里他们开始了自己的之情生涯。

    蒋玉兰所在的寝室是一个五十平方米的破旧草屋，要容纳二十五个知青的生活起居。每人每天可以凭票在连队的老虎大灶上打一瓶开水，洗脸，洗脚，喝茶就全靠它了。

    十天半个月可以洗头洗澡。

    有一年夏天，队里的老虎灶坏了，几天没有供应热水，男生们还好，收工回来往河里一跳就没事了。女生们可就不能忍受这滋味了，

    蒋玉兰灵机一动，想到了学过的电工原理，就用两块铜片接上正负极的电线，再用移开瓷片隔开，把电线缠绕起来放在灌满水的搪瓷盆内加热，和现在的电热壶差不多。

    这样的做法是很危险的，但女生们还是纷纷仿效。消息传到了大队部里，蒋玉兰因此被罚了十元钱，这可相当于大半个月的工资啊。

    蒋玉兰这批是后来的小知青，跟老知青们相比，生活条件已经相对有所改善了。

    上世纪六十年代，老知青们来到这片黄海滩涂时，四岔河，华远荡，东大滩荒无人烟，蒿草遍野。没有一间可以用来住居的房屋，没有一条可以行车的路。

    知识青年们就自己割芦苇茅草盖房子，睡在潮湿的地上，夏天蚊子肆虐，冬天寒风刺骨。

    农场劳动是很费衣服的。知识青年们衣服最容易破的地方就是肩膀和膝盖出了，这些地方都是补丁家补丁了。尽管穿的又破又烂了，但他们还舍不得丢掉。

    他们的脸被晒得黝黑黝黑的，与当地的农民没啥两样了。但是知识青年们穿的衣服的款式与农民不一样，总是特别一diǎn，好看一diǎn，以至于影响到整个区域的人们的穿着。

    除了参加生产劳动，知识青年们就用唱歌，吹口琴，作女红来打发时光，一台红灯牌半大题收音机就是当时最高级嘴奢侈的消遣了。

    知识青年们一个个都是十七八岁，二十刚出头的人，正处在青春期，没有浪漫的花前月下，只有飞雪林地，落叶秋田，那些恋爱的男女不敢公开的出双入对，只有躲在帐幔里说悄悄话。

    于是，大队部就组织了治保小组，隔三差五的去个寝室里检查，凡是被查到的就要被叫到大队部里去写检查。

    蒋玉兰记得又一次，当时正值“批林批孔”运动的时期，大队部又搞突击检查，查到一对男女在帐幔里说话，大队的干部就问：“你们在干什么？”

    那男青年急中生智脱口而出：“我们俩在一起批林批孔。”

    从此以后，“批林批孔”就成了恋爱的代名字。

    局当时的农场党委副书记介绍，当时，在一九六八年六月，接纳了第一批上海的知识青年。一九七三年初开始独立建制，农场临海，位于东段，他的北面在一个港口，难免道一条茅河，以茅河与中子和交叉的四忿村为中心，如一条狭长的飘带横亘在黄海岸边。

    来这里的知识青年们有好几批，第一批是一九六八年道一九七二年的老知青，第二批是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八年的上海小知识青年们。

    这也是知识青年聚集的高峰期。五万人的农场生活，有南往北依次分布。起个分场，近百个大队（连队）交叉铺排在黄海岸边，形成了一道独特的知青风景带。

    最后一批是一九八零年后从新疆转来的上海知识青年。在这四十年中，八万上海知识青年先后在这里从事农场建设。

    一九七五年，农场公布第一批稳定的干部名单，共有一百八十一人，他们中的多数人在回到上海以后，走上了各条战线的领导岗位。

    “我们应该算是第四代农场人了。”蔡峰是一九九三年从南京林业学校毕业后来到农场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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